死刑缓刑，简称“死缓”，是我国刑法特有的一项死刑执行制度，指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一制度并非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体现了我国“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是刑罚人道主义与惩办宽大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
从法律性质上看，死缓的适用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罪犯所犯罪行必须达到“应当判处死刑”的严重程度，即其罪行极其严重，根据刑法分则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特定情形。司法实践中，这通常包括：犯罪后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导致被告人激愤犯罪；案件事实证据存在需要留待核实的疑点；被告人积极赔偿并获得被害方谅解，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或虽罪行严重，但主观恶性尚非极深、人身危险性尚未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等。法官需综合考量犯罪性质、情节、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作出审慎判断。
死缓判决生效后，将进入为期两年的考验期。在此期间，罪犯将被羁押于监狱。考验期的结局直接决定其最终命运，法律规定了三种明确的处理路径：第一，如果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这是最为常见的结果。第二，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重大立功表现包括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等情形。第三，如果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但未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死缓考验期将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一“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双重门槛，进一步限制了死缓变更为立即执行死刑的范围，体现了立法的严谨。
死缓制度具有深刻的法律价值与社会功能。它构建了从死刑立即执行到生刑之间的“缓冲带”，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提供了悔过自新、争取新生的法律机会，避免了死刑的不可逆转性可能带来的错误风险。同时，它通过设置严格的考验条件和严厉的后续可能（执行死刑），对罪犯形成了强大的威慑与约束，并未削弱刑罚的惩罚与预防功能。从社会效果看，死缓有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鼓励其改造自新，并能在部分案件中促进附带民事赔偿的履行，缓和被害方与社会的对立情绪，对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死刑缓刑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一项极具特色的制度设计，它精准平衡了报应刑罚与教育改造、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在于严格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通过设立考验期这一观察与评估机制，最终实现对部分罪该处死但尚可挽救的罪犯的严厉惩戒与生路给予，是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关键法律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