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个人生活安宁与人格尊严日益受到重视，骚扰行为作为侵犯他人权益的常见形式，其法律边界与救济途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许多人在遭遇不当滋扰时，常陷入“是否应报警”的困惑。从法律视角审视，并非所有令人不适的接触均需警方介入，但特定程度的骚扰行为已触及法律红线，公民完全有权寻求公权力保护。
我国法律体系虽未设立独立的“骚扰罪”，但相关禁止性规定与罚则散见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典》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中。一般而言，是否报警取决于骚扰行为的性质、频率、手段及其造成的客观后果。若行为已超出一般社会容忍限度，对受害者身心安全构成现实或潜在威胁，干扰其正常生活，即可视为达到需报警的程度。
具体而言，具备以下特征的骚扰行为通常建议立即报警：一是行为具有反复性与持续性，例如长期通过电话、信息或跟踪等方式实施滋扰，经明确拒绝后仍不停止；二是内容包含明显威胁、恐吓或侮辱，如扬言实施暴力、散布隐私、进行人格贬损；三是伴随实际暴力倾向或轻微暴力举动，如推搡、拦阻、抛掷物品；四是利用职务、从属关系施加压力，强迫进行不愿的接触或交易；五是利用网络公共空间大量发送淫秽、侮辱信息，或恶意泄露个人信息，引发现实安全忧虑。
在证据收集方面，受害者应注意保留通讯记录、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材料。报警后，公安机关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等条款，对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若骚扰行为情节严重，如长期跟踪恐吓致人精神失常，或多次发送淫秽信息严重破坏生活秩序，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警方可依法立案侦查。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个案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需结合具体情境。司法实践不仅考量行为客观表现，亦重视受害者主观感受与社会评价。当自我调节与口头警告无法制止侵害时，及时报警既是公民权利，也是防止事态升级的有效手段。执法机关介入不仅能制止违法行为，其出具的文书记录亦可能成为后续民事诉讼中索赔精神损害的重要依据。
法律为公民划定了行为自由的边界。面对骚扰，无需忍气吞声。当滋扰行为已具持续性、威胁性或造成实质身心伤害时，果断报警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选择。社会秩序的维护既依靠公民自觉，更需法律盾牌的坚实保障。